中国哲学史学会原会长、炎黄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方克立在他的《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》一书中指出：现代新儒家和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，以梁漱溟、张君劢、马一浮、熊十力、冯友兰、贺麟、钱穆等学者为代表，其意在恢复儒家道统，特别服膺于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，力图以儒家学说为本位，吸纳、融合及会通西学，以寻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。
新儒学在义理上，有两方面的指向：一是继承宋明理学，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说：“新儒学这个名词，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，与道学完全相等。”是泛指新文化。著名哲学家贺麟在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》中进一步指出：“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，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要潮流。”
五四运动提出的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固然有它的积极意义，但发展到后来矫枉过正，变成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，单站在“打倒”的立场上，难以建立一个全新的、适应于现实需要的文化体系，不免过于简单武断，割裂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，也就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根本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学者发现，有些西方“新思想”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。很多学者有过在西方留学的背景，对西方文化有着更深刻地认识他们认为，儒家文化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，只要与西方文化展开对话、交流与合作，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。 现代新儒家自产生之初，便力图在现代中国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，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，并以之抗衡西方文化，减缓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。他们是典型的“道德文化决定论”者，如台湾知名学者、哲学家韦政通在《当代新儒家的心态》中，对新儒家和新儒学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所论：
1.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，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；
2.以中国历史为一精神实体，历史文化之流程即此精神实体之展现；
3.肯定道统，以道统为立国之本、文化创造之源；
4.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的敬意和同情；
5.富根源感，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同源性；
6.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，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；
7.富宗教情绪，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。
他认为儒家的道德文化可以决定、解决其他一切问题，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声中，在思想、文化领域对儒家思想都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时，新儒家们依然执着地认为，在新儒学思想中包含有普遍而永恒的价值，其中伦理道德精神通过现代的发展，一定能够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生活的基准。
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。梁漱溟把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考量，明确提出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”,在当时全国上下皆云“儒学误国”的氛围下，扛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，引起全社会一片哗然。出版仅一年，就引起来近百篇文章的笔墨官司，各家各派争论不休，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。
此后，新儒学在百年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。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前，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梁漱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《读经识要》《原儒》，张君劢的《人生观》《明日之中国文化》《新儒家思想史》等。
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前，主要有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《新原人》《新原道》，钱穆的《中国近代儒学之趋势》《朱子新学案》，方东美的《原始儒家道家哲学》《新儒家哲学十八讲》，唐君毅的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《道德之自我建立》，牟宗三的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，徐复观的《中国人性论史》等。尤其在1958年，牟宗三、徐复观、张君劢、唐君毅还联名发表了《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：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》，又名《中国文化与世界》，这一著作堪称新儒学研究的代表之作。
第三个阶段是直到现在，还有张灏的《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》，杜维明的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》,刘述先的《大陆与海外：传统的反省与转化》，蔡仁厚的《新儒家的精神方向》，成中英的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》，余英时的《从价值系统看 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》等著作，都为丰富和完善新儒学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现代新儒家倡导的新儒学，主张中西融合，并非一味复古，他们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精华部分加以创新与改造，使之与时代精神相对接。第一、二代新儒家主要起了奠基作用，他们建立起系统的新儒学理论，如熊十力创制“新唯识论”，冯友兰创立“新理学”等。此外，他们还在抗日战争的后方创办了复兴书院、勉仁书院、民族文化书院等院校，大力宣传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主张。
1949年后，现代新儒家的重心逐渐由中国大陆迁移到中国港台地区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唐君毅、牟宗三继续强调的心性之学，以之全面解读儒家传统。他们系统地解读儒学的哲学体系，研究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，沟通中西哲学的差异和隔膜，对儒学进行了现代化的阐释。
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后，新一代儒家学者渐次登上学术舞台，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，将传统儒学与当今西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突破了传统儒家发展的界限，使儒家文化在国内外，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